新年伊始,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关于起草《复旦大学章程》的一席话,成了热议话题。从多家媒体报道来看,杨校长传达的《大学章程》的主旨有二:其一,行政与学术分权,具体表现是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二,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

    在这样的主旨中,我们看到复旦大学的用心之处在于“权力”与“分配”两个范畴。这个“用心”,并非复旦的苦心孤诣,而是体现了当今中国大学上下关注的焦点所在。“权力”决定运行,“分配”决定利益,大学改革关注这两个面向,是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警惕的是,这两个范畴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矛盾体——既是大学改革的内容所在,又是推动大学改革的利器。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大学的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大学自主办校的“改革求新”,一方面是大学上下争权力、求利益的“日常生活”。

    杨玉良校长把学校领导退出大学学术管理作为《大学章程》的创举亮点,认为这是救当下学术之风下滑的妙方。然而,我们回首看看上世纪前半叶的北大和清华,前者以校长治校,后者以教授主导,在草创的数十年间,两校大师辈出、双峰并峙。那么,在后来人看来,两校经验之中,究竟是校长当权好？还是校长无权好?放眼世界一流大学,也非“一刀切”。如果让校长院长们都退出学术,恐怕有些西方顶级大学也要关门了。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大学,校长与教授、领导与学术就那么对立呢?这真是“权力”和“分配”惹的祸?

    为什么在今天,相对宽裕的物质生活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不仅没有为中国催生学术大师,反而滋养了追名逐利之心和学术不端行为?针对学术不端的恶性发展趋势,教育部乃至国家领导人三令五申要“零宽容”,但不少学校对本校教授(尤其是“名牌教授”)“零处理”,甚至庇护有加。出现这些“大学乱象”,是大学上下对“权力”关注不够,还是过分专注于“分配”了?

    反思当今中国大学的严重问题,不是关注权力不够,而是太专注于权力;不是分配不公,而是太以分配为核心。我认为这两大问题的病根所在是大学精神的式微,甚至丧失。大学精神的根本是追求真理之心。30多年来的大学改革之路,正是偏失于“权力”与“分配”纠结,从而漠视、甚至背离了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学人之根、学术之本,不提根本精神,大学何以立,学人何以求,学术何以兴?没有大学精神,《大学章程》只能是花样文章,无立足处,无结果时。